控制粗钢产量是必然

2021年，我国粗钢产量达10.3亿吨，同比下降3%，这是过去6年来我国粗钢产量首次同比下降。作为全球最大粗钢生产国，我国主动压减粗钢产量，意在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我国目前粗钢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而且产业集中度低。在全球铁矿石市场寡头垄断的格局下，我们对上游原材料缺乏定价权，钢铁制造环节利润易被原料成本上升侵蚀，既得不偿失，也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相关外需放大了我国对铁矿石原料的需求。这种外需既包括直接的钢铁产品需求（如粗钢），也包括间接的钢铁密集型工业品出口（如机电设备、家用电器等）。尤其是一些钢铁初级加工品的出口，加剧了铁矿石等原材料的供需矛盾。既然我国在铁矿石方面对外依存度较高，就应用进口的铁矿石优先生产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钢铁产品。反之，若花高价进口铁矿石，为国外生产粗钢产品，利润被海外矿山拿走，却将排放留在国内，那就更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背道而驰了。此前，国家提高铬铁、高纯生铁出口关税，并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正体现了这一政策导向。

再次，在“双碳”背景下，钢铁行业制定了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以及到2030年碳排放量较峰值降低30%的目标。为此，除了发展低碳冶金技术，控制粗钢产量也是行业实现低碳减排的一个有效方式。

2020年底，工信部要求钢铁产业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2021年粗钢产量实现同比下降。不过，在随后的粗钢产量压减工作中，我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付出了艰辛努力。由于海外疫情防控情况不理想，一些海外制造业订单回流到我国，国内外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截至去年6月份，粗钢产量依然处于明显增长状态，因此粗钢产量压减的压力集中在了下半年。一是通过“双控”政策的严格执行，用严格的能源约束抑制产量扩张；二是通过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来对外需进行调控，通过需求侧管理来降低钢铁企业的扩产冲动；三是通过保供稳价政策平抑原材料成本；四是通过对现货市场的流通秩序和期货市场资本炒作行为进行整顿，给钢价“退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打出后，去年11月粗钢产量出现了同比下降。可以说，粗钢压减成果来之不易。

无论是为了完成“双碳”目标任务，还是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钢铁产业的减碳进程都不会改变。一方面，钢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另一方面，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即将生效。在碳成本约束下，钢铁企业要么通过技术攻关降低排放，要么果断压缩粗钢产量。而粗钢产量的压减，又是钢铁产业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共同着力点。因为，只有通过粗钢产量的控制来优化供需结构、降低排放、提升产业链定价权，才能让行业腾出更多资源去进行技术攻关，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粗钢产量就成为今后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不二选项。